核心提示：
伴随中国社会管理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国内人口流动和跨国跨境移民无不成为引人注目的重要社会现象。各地区内的人们以多种方式和多个渠道奔赴全国各地或走向世界各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更是成为了移民的重要现场地和开展移民及其社会研究的丰富资源场。其中，温州作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和中国民营经济重要发源地，不仅以活跃的市场和灵活的机制吸引着国内大批的劳动力和各类人才，且因特殊的地理优势和宽厚的移民链而掀起此起彼伏的出国潮。鉴于此，试以海内外温州移民为考察对象，就开展国内区域移民及其社会研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与实际意义作探讨。
一、开展区域移民及其社会研究可为地方史研究提供丰厚的题材
移民是一种不断发展演变的社会经济现象，移民本身又是语言、风俗、宗教等各种文化的载体与传播者。因此，发生在一定时空里的移民行为，无论是人口的流入还是迁出，必定深刻地影响着发生地社会，使居民成分、地域文化、生活方式等发生嬗变。
温州地域面积约2.28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912.2万，境内不仅散居着以畲、土、苗、回、侗为主的51个少数民族，而且分布着众多同族聚居的古村落。这些古村落属地的居民，“祖籍南方者六成，祖籍北方者三成，而真正属本地籍者，尚不足一成”。今日温州区域内的族群格局正是在这种“北迁南移”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其中，温州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有三次：从先秦至西汉为第一次，期间先后有徐人、越人、楚人和闽人入瓯(温州古称)。徐人的到来为瓯地带来了中原古文化，越人的大量移入及其统治则大大推进了早期瓯越文化的形成，而如今的温州话中仍保留着“惮起(发怒)”、“訾那(怎么样)”、“晒谷坛”等南楚沅湘方言，足见楚文化对瓯地的影响；魏晋南北朝尤其是西晋“永嘉之乱”后为第二次移民高潮，期间有不少的中原士族举家南迁入瓯越。王羲之、郭璞、谢灵运、裴松之等一批中原士族和诗人学士先后出任永嘉太守，在他们为瓯越大地增添文化新气息的过程中，“瓯越文化开始转型，趋向于中原汉民族文化的融合”；第三波移民潮发生在唐末五代至两宋，期间有大量的中原汉人和福建族群举族而来。如从唐朝中后期开始，闽南各县无地失地农民、手工业者和畲族同胞北迁至浙南地区。而明清时期来自安徽、江苏和浙北地区的卫所移民成为古代温州的最后一批北来移民。这种“南来北往”的人口迁移不但“奠定了温州现代居民的基础和村落分布的格局”，还使得温州地区的语言和习俗等呈现多姿多彩的面貌。例如，当今温州地区有标准温州话、闽南话、金乡话、畲语和“蛮话”等多种分属不同语系的方言，特别是其中的闽南方言区，犹如闽南人的“飞地”。又如，在温州地区较普遍存在的陈靖姑信仰和杨文广传说及杨府爷信仰，就是分别由福建移民和北方移民传播而来。
温州社会在接纳外来移民而构建区域移民社会的同时，地域内的住民们也不断地拓殖生存空间，其中一部分先民就勇闯异国他乡。温州人移居海外的历史可追溯至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5年)，永嘉人周伫北上高丽而被高丽朝重用，官至礼部尚书，后病逝高丽。宋元时期，先后有永嘉人王德用在南宋理宗年间赴交趾经商并留居当地，永嘉人薛氏在南宋景定年间移居真腊，永嘉人周达观随元朝使团出使真腊，南宋末代宰相永嘉人陈宜中抗元失败后避居暹罗，等等。尽管可查证的早期移居海外的温州人为数并不多，而且此后又受明朝及清初政府实行的“海禁”政策的影响，温州人移民海外的进程被中断，但这些零星出洋现象足以证明温州人移居海外的悠久历史。进入近代，在国门洞开、签约开埠和招募华工等影响下，赴日本、南洋或欧洲谋生的温州人开始较显著地出现。如据1923年12月7日的《民国日报》报道，“新从浙江温州、处州两地来日之劳工突然增加至5000余人，散处各地”，可谓温州历史上第一次海外移民潮。与此同时，出国留学形式的短期移民热潮也开始在温州地区掀起，仅1898年至清末的温州留日生便多达150人以上。在这些旅居海外温州人的影响下，温州区域社会开始渐渐地吸纳西方文化和先进技术。如日本归侨夏炳南于1904年创办了温州第一家照相馆——同昌摄影社，此后的温州照相业逐渐繁荣，到1922年已经发展到22家。
由上可见，丰富的区域移民历史和客观的移民社会现实，无疑都将为学者们开展区域移民乃至中国移民及其社会研究提供优质的沃土。与此同时，进行区域移民及其发展史的研究将不仅有助于区域移民史和地方史的史料挖掘与整理，而且有益于弄清区域族群文化特别是语言、信仰、民俗、民居等民间文化的产生及其交融的过程，进而有利于维护地区内的民族融合与社会和谐。
二、开展区域移民及其社会研究可为中国移民研究提供鲜活实证
移民不但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更是活生生的移民及其家庭身后的现实生活。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这个巨大的(移民)数字背后是具体的人的命运”。因此，在研究移民问题时要多加关注移民个体本身，要微观考察不同空间下的移民活动。
温州因偏隅东南而长期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却因此获得了自由多元文化生长的空间，倡导事功的永嘉学派亦自然成长起来。受此思想影响的温州人，不仅重商、功利、善进取、急图利，而且少有安土重迁的观念束缚。他们喜流动好迁移，跑码头、闯天下、四海为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市场经济的导向和“移民基因”的遗传，成千上万的温州人走出家门，或行走国内，或闯荡海外。如今，有170多万温州人遍布全国，在201个地级以上城市创立了温州商会，从首都北京到特区香港，从东海之滨的上海滩到西南边陲的凉山州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从温州街到温州村，从温州商场到温州城，“凡有市场的地方便有温州人”；还有50万左右的温州人足迹遍及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西欧到北美，从澳洲到非洲，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人说着难懂的温州话。从新加坡到毛里求斯，从罗马到里约热内卢，250多个温州侨团更是彰显着温州人的“世界性”。这些海内外温州人释放着巨大的移民群体能量，叱咤商界、进军科技、步向政坛，小地方的“温州人”业已成为一个响亮的大品牌。
与此同时，进入温州区域的约300万外来移民，既为温州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人才和劳动力资源，也给温州社会带来了户籍管理、公共卫生、计划生育、教育医疗、社会治安等一系列问题。在“六普”中发现，温州地区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数量倒挂现象十分普遍，外来人口聚居村数量多、规模大，部分村庄已完全成为“移民村”。所以，考察发生在温州区域内的这种“大进大出”的移民现象及其构造的典型移民社会，将有助于学者们去建构地方政府治理的新模式，去探寻文化相融的新渠道，去创新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路径等等。
由上可见，无论是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影响不小的海外中国人，还是流动频繁、规模壮观、贡献出色的国内流动人口，无疑都为学者们开展移民个体研究提供了大量鲜活事例，也为理论分析移民群体行为及其衍生的移民文化、移民经济和族群融合等深层次问题提供有力的佐证材料。比如，由于在群体性、连锁性地区域移民行动中，具有区域文化特质的外迁人群与其他区域或异域的人们必然进行密切而广泛的交流，并且会从中观察别人的行为以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既使区域文化借移民行为得以扩散、延伸，不断获得活力，也使其在与他文化的互动互补中重构新的文化——移民文化。所以，研究区域移民及其文化将有益于学者们弄清地域(中国)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当代文化是如何影响移民并以何种特质呈现，进而为构建中国“移民文化”及解析其范畴、特征等问题而夯实研究根基。再如，上述恋家不守土的海内外温州移民不仅为居住地、旅居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有效贡献，而且以各种渠道和方式反哺家乡，为祖籍地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所以，研究温州移民及其经济不仅将有助于学者们理解“新温州模式”下的温州经济实质就是“温州人经济”，是一种内外温州人互动的合作经济，而且可为其他移民输出地的引资引智、促进海外移民与侨乡社会的互动发展、海外移民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更具特色更加健康的成长等提供借鉴，从而为提炼出中国特色的“移民经济”和创建有关移民经济理论积累第一手资料。
三、开展区域移民及其社会研究有助于拓展区域研究与地方学研究的新途径
区域研究是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颇具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向。不仅一些知名的期刊开辟了区域研究专栏，如《社会科学战线》的“区域历史与文化”、《浙江学刊》的“浙江研究”等，而且一些地区的科研院校充分利用区位优势，纷纷成立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研究机构，乃至提出并创立了“地方学”。如广东既有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也有“潮汕学”等。毋庸置疑，“在那些个性鲜明、地方文化内涵丰富的区域内，建设地方学就顺理成章、很有必要，也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哪些内容或对象可以支撑并做大做强地方学研究呢？对于海外移民成规模的闽粤桂琼浙等著名侨乡和国内人口迁移频现的川贵湘鄂赣豫皖京沪苏等省份而言，移民及其社会研究无疑是其区域研究的应有命题，也应成为其创建地方学的切入点。况且，“如果不了解本地人口的来源和去向，又如何能全面了解和正确理解本地的历史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各方面的状况？”
温州在改革开放和设立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后，特别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1986年写下著名的《温州行》以来,倍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但纵观30年来的涉及温州的学术成果发现，经济学领域的成果远远多于其他领域的成果，研究温州济济的成果远远超过研究温州其他方面的成果。这种研究现状固然与发达的温州经济及著名的温州(经济)模式密不可分，但在关于温州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既有的经济学研究视角越来越显示出其研究的限度，一些难以用经济学方法解释的非经济问题日益凸显，如海外移民、抱团创业、炒团行为、商会组织等。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温州区域经济的辉煌成就得益于也离不开温州人的群体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世界温州人的群体行为成就了今天的温州经济，温州经济是一种充分体现“温州人”主体性的有活力和有文化的独特经济形态。这就意味着，当前和今后研究温州要进一步拓展视野，应该将研究对象从“温州经济”、“温州模式”转向“温州人群体性行为”、“世界温州人现象”，研究范式也应从以经济学范式为主转向以社会学为中心的跨学科范式。这样，研究温州移民及其社会也就显得十分自然与必要了。
但就温州海外移民研究的已有成果来看，显然是与为数众多及贡献力也不小的海外温州人的客观事实不相对称的。国内现有成果在研究内容上以资料性居多,高水准、原创性的学术论著匮乏，而且在新移民群体及温州侨乡社会方面的研究不够深入，缺乏理论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基本处在传统的历史研究法框架内，研究对象则基本限定在以侨领为主的精英人士上，等等。这种研究窘状以及“全世界做移民研究的圈内人几乎没有不知道温州人的”良好学术空间，使得将来研究温州移民及其社会具有巨大的学术潜力，而且因移民是一种特殊的文明载体和综合性的动态行为，将其作为温州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会使温州学研究更具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
四、开展区域移民及其社会研究有益于移民及其家庭的良好发展和地方政府优化移民服务
无论是国内移民还是国际移民，不管其是自愿流动还是强制迁移，他们“往往是那些最具创业才能、最有活力的社会成员”，“在促进经济、建设国家和丰富文化等方面都起到了支柱性作用”。因此，人口迁移问题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关注的课题，也始终是政策制定者与管理者所关切的话题。
不可否认，移民对全球经济、国家政治、侨居社会等方面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但事实上，移民问题对移民本体所造成的影响不亚于其对迁入迁出社会所形成的挑战。所以，尊重移民、提升移民质量是移民问题研究的落脚点和归宿点，这亦将直接促进移民的生存与发展。如通过积极关注和调查分析这一特殊群体与迁入地的关系，可为他们增进与居住地居民间的社会融合提供帮助，从而有益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福利；又如通过开展移民口述和移民家庭访谈，实地调查移民婚姻和留守子女等问题，可为他们的择偶、婚姻生活和孩子教育等提供建议，从而有益于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再如通过问卷调查海外移民的日常通讯工具及联络对象等问题，可为他们选择合适通讯方式来增强社会交往提供参考，从而有益于促进他们的家庭亲情和朋友感情。
与此同时，为了实现迁移的目的，移民者往往会借助有形的通讯设施与交通工具和无形的移民网络或社会资本，而其移民行动既会产生移民汇款、技术返乡等良性要素，也会出现就业紧张、人才流失等消极问题，还会生成移民产业、老乡会等特殊社会产物。不难理解，这些由移民衍生的新现象或新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政府部门制定适宜的移民管理政策和社会机构提供有效的移民服务。因此，开展区域移民及其相关行为研究，为各级政府和NGO提供可资参考的做法，就显得尤为必要和有价值。如调查分析移民出国动机与途径，可为政府规范出入境管理、防范与打击非法移民等提供背景信息与科学依据；又如跟踪调查进入东南沿海经济强省的农民工，可为当地政府在合理利用劳动力资源、改善农民工教育与就业状况，以及推进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提供实际样本与对策建议；再如调查统计海外移民的汇款与捐赠，可为地方政府更好地利用与规范捐资来发展慈善事业，以及积极引导侨汇发挥更广泛的创造性社会价值等提供数据服务与参考意见。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10年，中国的海内外移民以空前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参与全球化、参加城市化、投身现代化，为中国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为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可以说，没有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就不会有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成就。基于此，从知名侨领到普通移民者、从成功创业者到众多打工者，都值得研究者所探讨所关心，都应该为管理者所重视所关怀。而这种研究与服务又必将产生现实的普惠性作用，不仅有利于打造服务型政府，塑造政府公信力，而且将进一步赢得移民之心和汇聚移民之力，从而更好地把“移民者经济”转化为“区域经济”，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五、开展区域移民及其社会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移民理论
中国移民规模在近30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目前拥有以农民工为主体的2.2亿的国内流动人口和4543万海外华侨华人，并业已成为全球最大移民输出国，但在移民理论建构和研究范式等方面却存在不成熟的色彩。国内研究者虽然在引入并改进国外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做了尝试，但与国外移民研究的起步早、学者多、流派全的状况相比，并未形成独立的研究模式和理论体系，何况已有的国外人口迁移理论中，符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际需要的也并不多。所以，作为世界移民大国的中国，积极创建符合自身国情的移民理论及其体系实属必要。
移民作为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复杂现象，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就中国历史地理演变的客观情况而言,省际之间、特定区域之间的迁移显得更为重要”。而移民理论作为一种在移民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移民的内涵、动因、方式、问题以及移民与社会诸种关系的概括和总结，主要包括“专项意义上的移民理论”、“阐释意义上的移民理论”、“学科意义上的移民理论”和“移民史意义上的移民理论”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因此，要宏观地、理论性地阐述中国移民问题，既要对已有的《中国移民史》、《浙江移民问题》、《近代东北移民史略》、《黑龙江移民概要》、《山西移民史》、《福建移民史》等中国移民或区域移民研究文献进行文本解读，也要对温州、浙江、福建、广东、北京、上海等拥有丰富人口流动现实的特定区域进行重点考察，从中得出不同区域移民的特质和具体活动规律，再经过比较与归纳，总结出中国移民的整体特征和一般发展规律。
具体来说，学者们首先要通过对特定区域移民的个案研究，得出本土性的、可资操作的区域移民理论。比如既要求证区域方位、区域文化等传统地域要素对区域移民的影响，也要探讨区域移民与区域经济、区域社会等地域发展要素的关系，从而来揭示某一区域移民群体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规律及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要对特定区域移民进行比较研究，包括单项与综合比较、横向与纵向比较、求同与求异比较、定性与定量比较等。比如既要关注到温州移民与全国大部分移民都存在文化程度偏低的共性，也要意识到温州人之所以能进军大中城市、扎根异国他乡的关键在于其特有的高密度社会资本的凝聚而非一般人群的文化资本的运用；既应看到包括温州在内的国内侨乡共同拥有的“侨牌”特征与效应，也要注意到新兴的温州侨乡与传统的闽粤侨乡的差异性；既要看到浙江籍海外新移民所共具的相似性，也要明白浙南的海外温州人与浙北的海外宁波帮之间的相异点等等。通过这种不同移民区域之间、区域移民群体之间的比较研究，可得出区域移民与全国移民的共同点,以及与其他地区移民的不同处，从中既可进一步揭示区域移民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可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移民理论乃至中国移民学添砖加瓦。
综上所述，中国的移民数量之多、距离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世界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不同地域的移民既具中国移民的整体特征又有独特的地缘性。由此，无论从移民史或移民社会的视角，还是从移民理论或移民实务的层面，对全国像温州这样典型的区域移民场域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开展区域移民及其社会研究，不仅在史料挖掘、个案实证、理论建构，以及推进地方、中国乃至国际的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相关研究，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中国政府善治人口流动问题和创新社会管理，以及国际社会有效管理跨国跨境移民也将起到积极的参考作用。亦因此，学者们今后要自觉地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拓宽区域移民研究新领域，深化区域间移民研究，加强跨区域移民研究，处理好区域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科学审视区域移民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曾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6期，并被《新华文摘》论点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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